因此，把清代末年作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为下限来得合适。当然，这个下限仍旧是粗线条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如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或旧体诗文集之类，一般仍可划入古籍范围。采用新体裁对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释，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对古籍的整理研究。 中国的古籍在数量上以用汉文撰写的为多。此外，还有用满、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也是中国的古籍。只是因为整理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专门学问，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汉文的不尽相同，因此通常所谓整理古籍只限于汉文的古籍。
中国历史一般从有史以来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算作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1840年以后的历史就划入近代史。但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学术文化马上统统起根本性的变化。从1840年到辛亥革命清朝统治结束的七十年间，新撰写的书籍中，绝大部分的内容或形式都和前此的古籍没有多少不同。
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